硅谷的产业基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打造起来的，具体来说，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西海岸建立起为提供军用物资生产和供应的基地。二战没有给美国本土带来任何创伤，直到上世纪50年代，帕洛阿尔托还只是一个铺设了铁路，到处是低矮平房和农场的小村庄。未来的硅谷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从事风险投资的人都知道美国有两个创新技术发源地，也是风投资金扎堆的地方：一个在东海岸的波士顿，一个在西海岸的硅谷。在美国，他们分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无线电技术和下半叶半导体芯片技术的革命引擎。“硅谷”一词直到1971年1月才首次出现在一家电子行业的媒体上。在这之前，这个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走过了低调的20多年。《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完整地展示了这段由默默无闻到辉煌的发展史，揭示了硅谷创新各个阶段的动力来源和特征，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这里又和美国大部分地区不太一样，当时只有7%的成年人完成了本科教育，而这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男子拥有学士学位，甚至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也有学士学位。显然，这里欠缺的是有实力和声誉的大学。当时的斯坦福大学侧重实用的学科，而且校园不大，但是创始人留下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供出租。于是，斯坦福就在这里建立了与学校密切联系的科学园区。至此，土地、人才、产业基础俱备，硅谷起飞，只欠东风。
美国的主要技术创新是从战时开始的。当时的东海岸是科技、文化、政治、经济集中的地区。波士顿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大量科学家从世界各地来到那里，很多与战争相关的军工项目，包括曼哈顿计划都在那里进行。当时的纽约是全美大规模电子企业数量最多的地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规划部门认为美国电子行业需要将生产能力提高5倍，才能满足国防需要。于是，美国政府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经过严格挑选，把资金分配给了大学研究人员。而且为了发展电子产业，美国不仅向电子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还为它们购买生产军用设备所需的昂贵机器。到了1955年，电子产业成为美国仅次于汽车和钢铁的第三大产业。硅谷便是得益于来自东部地区的资源溢出效应。
加州北部有军事基地和造船厂，附近的沙漠为核试验提供了条件，充足的水电可以为航空航天事业提供廉价的电。大量科研经费开始流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和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的机会来自于一位深度参与美国国家科研规划的重要人物弗雷德里克·特曼。斯坦福大学当时向特曼委以进行改组校系的重任，建立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和工程专业。据作者总结，硅谷崛起的动力正是来自美国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工复合体的成就，这和很多人想象的情景有差距。后来，斯坦福的改革使其更加注重工程应用，其新设立的电子实验室集中了主要的实验室资源和著名教授，成为军方最重要的侦查和雷达系统研发中心之一。
硅谷的崛起和腾飞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出人意料的是，硅谷起初的崛起靠的是美国政府提供的资金，而腾飞阶段则依赖风险投资和上市融资。不同来源的资金各自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资金支持的是高风险应用或长期基础研究项目，而来自民间的风险投资则对处在大规模生产阶段的企业提供了动力。
斯坦福用自有土地开发的1.5平方公里的研究园区是企业与学校师生交流合作的地方。因为斯坦福是电子行业新想法的主要源泉，而且能不断培养出得到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因此企业往往愿意出高价租金进驻。每当特曼和教授们发现工程领域有新的项目，就会相应地调整教学课程，确保可以培养出那些公司所需要的人才，保证了技术和人才在斯坦福大学和园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对于中国大学的改革来说，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以芯片为例，飞兆半导体公司作为行业龙头，其80%以上的商业订单来自政府采购合同。飞兆为政府提供的第一批芯片成本约1000美元，用于航天飞船和巡航导弹。这些巨额合同支撑了飞兆将硅芯片成本从1000美元降到了25美元。以这样的价格，飞兆就可以获得更多民用产品的买家，扩大芯片的市场。政府并没有无目的地乱花钱，它们购买的不是技术，是产品，而技术则留给了企业。事实上，也只有政府才能出得起高价购买那些创新技术制造出的新产品。政府同时也是在施加压力，要求企业不断改进产品的设计和功能。
在上世纪70年代，当硅谷成为美国西海岸风险投资重镇时，那些公司也已经初具规模。后来随着美国消费电子市场加速扩大，电子计算器和微机对芯片的需求增长，再加上华尔街资本的追捧，硅谷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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